大運河，一條貫穿中國南北的人工河流，她的文化脈絡延續了千年中華文明與輝煌歷史。在新時期，她以另一種獨特的文化景觀形態，發揮著經久不衰的文化魅力，彰顯著獨有的自然魅力、文化品格和人文精神。今天的學人坊，我們對話江蘇師范大學傳媒與影視學院教授潘天波，探索如何在新時代傳承大運河文化。

　　記者：立足新時代，傳承大運河文化有何新機遇？作為文化研究者，如何主動激活中國大運河歷史文化基因？

　　潘天波：新時代，新視野，新高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中國的偉大復興需要文化的繁榮發展。大運河文化是具有“標識性”和“主體性”的中華特色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閃亮的名片。如何看待這張閃亮名片，習近平總書記已經給了我們很好的答案：保護好、傳承好、利用好。那么，保護好、傳承好和利用好就是大運河文化帶建設的根本指針，而建設好大運河文化帶要有新時期的新視野和新高度。“新視野”，就是站位要高，視野要寬，格局要大。大運河文化研究既要看到運河主體“人學體系”的歷史文化，也要看到運河本體的“水學體系”文化發展；既要看到大運河文化的民族性，又要看到大運河文化的繼承性；既要看到大運河文化的原創性，也要看到大運河文化的發展性。“新高度”，就是要有國運的高度、文運的高度。因此，我們既要在涵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高度研究大運河文化，又要在貫徹落實全面復興優秀傳統文化的高度研究大運河；既要在文化自信、文脈傳承、文運國運的高度研究大運河，又要在“景運”“詩運”的高度研究大運河。

　　新機遇，新動力，新發展。當代大運河文化建設與研究遇到前所未有的新機遇，既有國家立場與高度的頂層新決策、新思想和新理論，又有新經濟、新環境和新文化的大力支撐和保障，也有地方政府發展的新政策、新理念和新行動。因此，新時期的大運河文化研究擁有十足的“新動力”，這個“新動力”表現在文創經濟、旅游經濟、遺產保護、文化復興、城市工業振興、新農村建設、特色小鎮建設、手工業振興和弘揚工匠精神等方面，它們均為大運河文化建設插上騰飛的翅膀。作為文化研究者，要主動激活中國大運河歷史文化基因，讓大運河文化研究成為國家和地方發展的新智庫、新引擎和新動能。

　　新問題，新課題，新研究。在自覺繼承中國古代大運河文化遺產、學術遺產和精神遺產的基礎上，要積極開拓新問題、新課題和新研究，尤其要在“大運河文化體系的本體性、主體性、繼承性、民族性和原創性問題上做文章”。我們在研究中發現，大運河文化帶建設與研究，說到底就是做好“三篇文章”，即一是“大”，二是“運”，三是“河”。

　　記者：大運河之“大”是由春秋時期“小”的邗溝演變至唐代的漕渠、漕河以及宋代的運河，發展至元代“運河兩千里，漕公私物貨，為利甚大”的“運糧河”。近代以來，“大運河”之名被使用。大運河文化帶建設與研究，如何在“大”上做文章？

　　潘天波：在大運河文化帶建設上要做到大視野、大格局、大統籌、大協同、大智慧、大保護、大傳承和大發展。譬如，徐州大運河文化帶建設，就要立足國家大格局和江蘇大統籌的基點上謀求大建設和大發展，結合徐州大運河文化帶建設的現狀與獨特空間位置，徐州大運河文化帶建設可采取“1+5”模式。所謂“1”，即以淮海經濟區為“一個目標板塊”，以淮海經濟區的東南西北中的“5個地理空間”為輻射，構筑整體的立體建設模式，在淮海經濟圈上整體建設徐州大運河文化帶。所謂“+”，不是簡單地做“1+5”的數學運算，而是做好“耦合工程”“輻射工程”“立體工程”等“9大工程”的大文章。

　　記者：如何在“運”上做文章？

　　潘天波：在古代，水利技術、國家制度和社會文化使得大運河“動起來”，發揮了大運河之“輪運”“軍運” 和“糧運”的巨大功能，但她如今有新的“世運”。新時期，大運河已經成為中華民族的記憶場所、鄉愁承載、情感紐帶和生活方式，它的文化價值和社會屬性已經發生變遷。作為研究者，我們要把她和“家運”“國運”聯系起來，把她納入“海運”“空運”“陸運”大體系中看待，進而發揮大運河文化的生態“景運”、人文“詩運”和文明“神運”。

　　記者：怎樣在“河”上做文章？

　　潘天波：在古代，大運河之“河”是一個巨大的磁場，她吸引了運河發展戰略家、國家漕運政治家、水利工程科學技術家、造船技術工匠、漕運運營管理者，還吸引著四方人士來此修建會館、作坊、布莊、客棧、商行、貨棧等等。如今，這個巨大的“磁場”已經吸引眾多的文化學者，從文化地理學、文化景觀學、文化生態學、文化傳播理論等諸多視野考察與研究。我們認為，其中很重要的一點是，不要忘記運河文化之主體“河水”的研究，即我們要研究運河水學精神、運河水系美學、運河水文地理、運河治水立法等等，真正讓她“清起來”“活起來”“動起來”“靈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