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提要

　　◆公共文化空間的創新與再造，是一個從物態到非物態的升級過程。其關鍵在于有內容，有生命力，有與人的可連接性、可閱讀性、可參與性，有鮮明的識別度，可持續發展。

　　◆只考慮成本、空間占用和施工技術，不一定能創造出一方人們想游覽并珍重的空間。大型酒店、博物館、購物中心或住宅區的高效建設，不一定會吸引人或創造地方特色。

　　◆以“人”為中心的設計，本質上是將設計的“消費性”轉向了設計的“參與性”，這是當下設計發展的重要趨勢，也是設計效能的放大——由單一創造社會價值和市場價值，轉向由系統性設計去解決社會的復雜問題。

　　“城市”承載著與現代人息息相關的經濟業態、生活方式、文化面貌，以及對未來人類生存的多元想象。公共文化空間的創新再造，正為越來越多的城市所重視，也給越來越多城市中的人帶來獲得感。

　　這是一個從物理空間到有意味之場所的營造過程。在中國目前的社會發展進程中，尤其需要這樣一種文化的“場域”，集合人們生活方式、行為習慣并且融合文化經濟等要素于一體，這樣的場域構建應該成為公共文化空間創新再造的目標。

　　■公共文化空間的營造，是將一般意義的物理空間上升為有意味的“場所”的過程。而真正有效的可持續的公共文化空間，需要可持續發展的軟體的注入

　　今天值得討論的公共文化空間，包含物理空間和場域空間兩層含義，即英文中的space（譯成“空間”）和place（譯成“場所”）兩詞所分別表達的意思。厘清這兩個詞，關系到我們理解什么樣的公共文化空間才是大眾真正需要的。

　　“空間”（space）更多是作為一個物理性存在的描述，無論是建筑內部的、戶外的或是虛擬時空中的，它可以是空的，沒有內容的，而以空間作為依托衍生出來的“場所”（place）則是有內容的；“空間”可以沒有身份識別，“場所”有其明確的身份識別性；“空間”更多強調其物理存在，缺少生命力，“場所”則更多地圍繞“人”的行為展開，具有強烈的人的行為帶來的生命力，是活躍的，可以被珍惜的；“空間”可以被復制和蔓延，但“場所”具有強烈的識別度和獨立性。由此可見，公共文化空間的營造，是從space到place，將一個一般意義的物理空間上升為一個有意味的“場所”的過程。其關鍵在于有內容，有生命力，有與人的可連接性、可閱讀性、可參與性，有鮮明的識別度，可持續發展。

　　不同尺度的物理空間在營造有意味的場所過程中，運用的方法和目標各不相同。大尺度包括區域的整體改造，新區規劃與建設、美麗鄉村建設、特色小鎮建設等；中尺度包括廢棄的工業空間改造、廣場再造、街道改造；小尺度則包括社區活動室、商業綜合體的某個空間、甚至某件公共藝術裝置。這些不同尺度的物理空間，都有一個共同的目標，即形成集建筑的物理性基礎功能、文化功能、社會功能于一體的整體性策劃與設計，其中還會包含超越空間物理功能的系統性設計的改造。換言之，這樣的改造會從物態延伸到非物態。向非物態的延伸符合“公共文化”的特質，因為公共文化空間的營造，具有很強的社會屬性，而這樣的社會屬性建立在“文化”為主要內容的基礎上，其軟體性、系統性、傳播性等特質會更加明顯。這樣的延伸又會與社會性設計、服務設計等產生交集。

　　公共文化空間的創新與再造，是一個從物態到非物態的改造過程。因此它涉及到的，不僅僅是通常設計門類所能涵蓋的內容，也不光是單一門類的設計所能實現的。傳統意義上物態的設計，解決硬體的問題，而真正有效的可持續的公共文化空間，需要可持續發展的軟體的注入。

　　■創意產業向創意經濟的轉型，為公共文化空間的設計提供了多元綜合的思路，其中被賦予的功能和產業內容出現了諸多創新融合的可能

　　“空間”升級為“場所”，應將其置于社會運營的大環境下，包括周邊物理環境、文化環境、業態環境等。其中，產業環境是決定一個文化空間可以持續運營的重要因素，因此在公共文化空間打造的過程中，需要將文化空間與地方產業發展進行有機集合。產業可以為地方改造提供動力和可持續運轉的條件，同時，地方改造所形成的內容可以成為產業的依托和基礎，實現雙贏。

　　以英國倫敦Kingscross地區的改造為例。整個項目的目的是將以kingscross火車站為中心的地塊進行地方升級，以解決該地區治安混亂、業態陳舊、就業率下降、當地居民無法安居、文化形象模糊等問題。值得一提的是，它將軟體的構思作為導出硬體設計的前驅動力，而不是將地方打造鎖定在建筑、規劃等硬件的改造上。首先，設計方在認真聽取商業和居民所想后，開發了一種文化、教育、零售、住宅和辦公混合經濟的總體規劃；再者，啟用開放合作的創作，有一個靈活的總體規劃，能夠應對政策、經濟、社會和文化趨勢，并且將空間視為一個進行著的實驗；同時，設計方重視該地方的歷史和文脈的沿革，設計改造的細節中，充分利用已經存在的歷史。整個項目最終導出的目的結果，看似是一個新的地方改造，事實上是重新塑造了一個地方的業態，從而形成一個地方新的產業結構，促進就業，提高地方產業的產出率，也通過合理業態機構的構建，形成一個地方的可持續發展。

　　文化空間的再造在這個項目中扮演的不僅是錦上添花的表面樣式，而是成為此地業態重構的核心和引擎。將原來的舊倉庫、舊廠房進行設計再利用，通過中央圣馬丁設計學院的搬遷入駐，帶來文化創新產業的原創動力，繼而又在其周邊規劃藝術空間、展示空間、畫廊、創意產品商業空間等，形成倫敦新的文化產業集聚地。

　　公共文化空間的打造與業態結合，有一個不容忽視的產業環境——文創產業的大環境。在此過程中，如何將這一公共文化空間與產業環境充分融合，也是為空間賦能的重要手段。當下，創意產業正經歷向創意經濟的轉變過程。“創意經濟”的外延遠超過“創意產業”的范圍，由內而外的分析，除了與創意直接相關的工作內容外，它包括更為廣泛的傳統職業領域，例如常規制造業、一般商業、零售和批發業、金融咨詢業等等。通過對于創意經濟的全面理解和運用，可以解決很多單一面對“創意產業”時產生的困惑，將更為廣泛的業態方式結合已有的經濟體形成寬基礎、高品質、廣創意、新標高的“創意經濟”結構。這樣的轉型，為公共文化空間的定性和內容設計提供了多元綜合的思路，文化空間中賦予的功能和產業內容出現了諸多創新融合的可能，同時也與社會性設計和服務設計產生關系。

　　■如今公共空間的設計，與社會性設計或者服務設計必然聯系在一起。一個成功的公共文化空間，需要嵌入人們日常生活中去

　　近年，關于“設計”內涵與外延的討論與思考，逐漸指向一種新的方向——設計已不再是造物的工作，它由以“造物”的方式解決社會問題的方法，拓展到以創造“系統”或創造“軟件”來回應社會復雜問題。因此，這種“設計”的本質概念的演變，伴隨著公共空間本身的公共性和社會性，決定了如今公共空間的設計與社會性設計或者服務設計必然聯系在一起。

　　一個成功的公共文化空間，需要嵌入人們日常生活中去，而不是簡單地做形式美的錦上添花。最近常見藝術家和設計師介入本土菜場的改造，具體到優化買菜環境、升級買菜與當地飲食文化的對接，方便當地居民買菜的模式。例如上海的永年菜場和蒙西菜場。此外還有老舊小區的戶外活動空間的改造，將老舊小區的公共活動空間與公共晾曬、城市農場等概念相結合；社區活動空間進一步升級，將幾近廢棄的公共廁所改造成社區文化活動中心，綜合了養老醫療保健的功能和親子活動功能等等。這些改造不僅使原有百姓居住生活的基本功能更加合理，還可以賦予公共空間新的文化功能和社會功能，這樣的結合使得很多的公共空間變得可持續發展。

　　另一個案例是北京的地瓜社區，嘗試打造一個地下烏托邦。地瓜社區關注的是居住于北京地下室的城市新移民如何改善居住環境，通過社區資源的最大化利用，獲取發展機會的問題，后演變為探討如何利用城市閑置空間，激發社會潛力，創建未來共享社區模式的實驗。地瓜社區將空置的防空洞，以分享為核心概念，改造成一系列共享文化空間。這個社區建設項目能充分利用已有空置空間，激發社會潛力，每個居民都可以是生產者和消費者。他們鼓勵居民出租地下室，利用自己的技能，在社區提供低成本服務或技能交流。

　　■運用跨界的方式，最終以公共空間為依托，形成新生態的整合環境，這應該才是我們需要的公共文化空間

　　公共文化空間的內容打造，需要跨界思維，不僅靜態地塑造空間的形態，還需要動態內容的介入，以使得空間真正實現上文所述的社會性，文化性，產業性等綜合目標。

　　例如展覽與活動的策劃，對于地方再造就會產生作用。筆者作為聯合策展人的倫敦設計周創始展DB（DesignersBlock）設計展，連續十年在倫敦設計周期間打造先鋒設計實驗展覽，并且通過展覽激活一個地方，最終形成可持續的社會運作模式。這也是我們作為設計策展人在探討設計展和設計節公共服務屬性與城市文化共建可能性中形成的一種思路和模式。DB每年選擇一個城市的公共空間作為展覽的展場，設計展的展出和相關的文化活動在未來的幾周時間內持續發酵，最終將該地點打造成倫敦文化娛樂生活的新地標，該地點在未來的時間內即使沒有DB展覽，依舊可持續運營，而且逐漸累加成為了后來倫敦設計周的熱點活動場所。有意思的是，這些地點周邊的場域也因此而發生變化，甚至影響到周邊業態的創新優化和其他建筑空間的利用率。

　　只考慮成本、空間占用和施工技術，不一定能創造出一方人們想游覽并珍重的空間。大型酒店、博物館、購物中心或住宅區的高效建設，不一定會吸引人或創造地方特色。近些年，我們已經看到大批失敗的建筑物泛濫，它們留給我們巨大、空曠、安全、干凈卻毫無意義的空間，這些空間不能反映出場所的特殊性，也不能以任何有意義的方式與居民或消費者形成互動。運用跨界的方式，最終以公共空間為依托，形成新生態的整合環境，這應該才是我們需要的公共文化空間。

　　上海連續四年舉辦的“最美公共文化空間大賽”專門設立了一個“跨界文化空間”板塊，聚焦城市中新涌現的在原有功能上疊加文化屬性、由公眾共同享有和分享的文化空間，與大型公共文化設施功能類似但又具備更多拓展可能，探索復合的人文關懷和文化體驗。大賽2018年獲獎公共文化空間，浦東沿江22公里呈帶狀分布的“望江驛”系列文化驛站，不僅突破了公共文化空間單一布局的特點，而且功能上靈活創新，貼近市民，彈性動態地注入文化主題，助力沿江濱河文化帶的打造；2019年獲獎空間中由老船廠改造的浦東“1862時尚藝術中心”，不僅在空間設計上通過改造和再利用，打造了融審美與功能的公共空間，而且在內容運營上，高頻次奉獻與大眾“打破隔絕”的系列公益藝術活動。這些都是整合跨界的文化空間的優秀案例。

　　以人為中心，用多元媒介講述故事，打造整合空間的立體體驗，真正實現為大眾樂享的公共文化空間的營造

　　營造值得大眾期待的公共文化空間，不妨采用“敘述性環境設計”這一新的設計方法，將地方再造的形式與內容有機整合。此概念源于倫敦中央圣馬丁設計藝術學院，筆者作為此概念在國內的首位研究和推行學者，多年實踐驗證了此方法的有效性。

　　這一設計方法的關鍵詞首先是“敘述”，即可理解成為講故事，然后是“環境”，再者就是由敘述和環境共同營造所形成的可被有效傳達到人的體驗和感知的“方式界面”。正是這些關鍵詞本身的可拓展空間，給“敘述性環境設計”帶來很大的衍生余地。例如，“敘述”就包括敘述手段中可能的各種傳統以及新型的內容與媒介，它們伴隨著社會變革、科技發展所帶來的信息傳播方式以及人接受信息方式與心理的變化而變化；“環境”包括物理與非物理性，可以從傳統意義的與地點相關的環境擴展到虛擬空間環境，甚至于“場”的營造。至于“講故事”，則是由故事，將一個地方的歷史、地緣、在地文化和預計將要實現的社會服務功能、社會文化功能等總和到一起，最終形成一個可參與和吸引人參與的“場所”，這個“場所”既有清晰的身份辨識度，又有具有溫情的內容體驗和情感記憶。當然，這里故事的呈現會與綜合的設計語言、藝術語言甚至綜合傳播的語言相結合。

　　由此，我們不難理解它和城市變遷可能發生的關系——研究探索通過整合設計的語言來解讀和發展城市身份，專注于受眾體驗和設計的命題，以“敘述”激活城市的獨特品質。針對城市的公共建設與聯通，建筑與歷史，社會認同和文化價值等作多層次的“故事”構建，傳達其精神，揭示城市獨特品質并推動其發展。

　　運用這一設計方法過程中，真正值得在意的是人，將“人”作為整個設計核心也從不同層面回應“場所”營造的要求。因為有人，所以有生命；因為有人，所以形成鮮活的可持續發展的地方內容；因為有人，地方有了可被尋蹤、記憶和傳播的地方身份；因為有人，地方再造的真正主體才會清晰……可以說，“人”是設計方尋找故事的開始，也是講述故事的終點對象，即“人”是敘述的內容來源，也是敘述的聽眾。因此，在場所營造的過程中，前期最為需要圍繞“人”展開調研，后期則圍繞“人”的受眾效果進行測試。就筆者目前經歷場所再造的案例來看，最終實現優秀效果的均以“人”為中心。

　　以“人”為中心的設計，本質上是將設計的“消費性”轉向了設計的“參與性”。這是當下設計發展的重要趨勢，也是設計效能的放大——由單一線性解決問題，創造社會價值和市場價值，轉向由整合系統性設計思維導出的系統性設計去解決社會的復雜問題。

　　（本版作者為中國美術學院設計藝術學院副教授、長三角公共文化智庫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