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網北京12月24日訊（記者 成琪）人才是金融業最重要的要素投入之一，近年來受新冠疫情與國際形勢等多重因素影響，我國金融機構數字化轉型不斷提速，紛紛加大了培養和引進金融科技復合型人才的力度，金融科技人才培養與發展問題更加凸顯。日前，由中國銀行業協會信息科技專委會、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金融科技研究中心學術指導，金融科技50人論壇組織完成的《我國主要城市金融科技人才發展HOPE指數》（以下簡稱《報告》）發布，從城市層面聚焦金融科技人才現狀。

　　HOPE指標體系從人才基礎、機構貢獻、政策支持和發展生態四個評價維度進行分析。其中HOPE指數被分解為人力資源水平（Human Resource)、行業創新價值（Organization）、政策支持力度（Policy）、城市發展生態（Ecosystem）四個一級指標。

　　《報告》指出，基于我國金融科技人才發展現狀、城市金融科技發展水平以及數據可得性等因素，選取了20個主要城市作為評價對象，分別為：北京、深圳、上海、杭州、廣州、蘇州、成都、重慶、西安、長沙、廈門、寧波、青島、濟南、南京、天津、武漢、合肥、鄭州、大連。這20個城市HOPE的指數如下圖：

　　結合城市所在區域，《報告》指出五大關鍵特征：

　　一是城市金融科技人才水平呈現梯隊式與特色化發展。北京、深圳、上海、杭州、廣州位居第一梯隊。北京通過出臺多層次的金融科技人才政策體系，打造系統的金融科技人才培養模式，培育開放的金融科技企業創新成長生態，持續營造良好的城市發展環境，處于全面領跑地位。深圳、上海、杭州、廣州各自在人才基礎、產業模式、政策支持和發展環境等方面打造特色與優勢，同樣具備雄厚實力。

　　二是長三角地區金融科技人才聚集效應明顯。在長三角一體化國家戰略框架下，長三角地區形成了“上海輻射帶動、杭州錯位發展、其他城市特色鮮明”的金融科技人才發展格局。

　　三是粵港澳大灣區金融科技人才多極化發展。深圳通過“政策引導+產業集聚”吸引金融科技人才匯聚，充分發揮創新引智優勢，彌補人才基礎劣勢；廣州在人才基礎、產業模式、政策支持和發展環境等方面同樣積極發力，與杭州形成了明顯的競爭態勢。

　　四是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帶動西部金融科技人才匯聚。成都在經濟與金融產業發展、城市發展環境等方面持續發力，對于人才的吸引力不斷提升；重慶持續強化基礎人才培養和專業人才發展，在人才基礎和資源方面更具支撐力。未來，兩個城市對于西部地區金融科技人才的吸引力會進一步增強，城市之間的競爭也會更加激烈。

　　五是中部城市和其他地區的城市也具有金融科技人才發展的潛力和亮點。例如，長沙、西安、南京、武漢等城市擁有數量較多的高校院所，科技從業人員和金融從業人員已經形成了一定規模，培養和轉化為金融科技人才的潛力較大，金融科技產業的差異化發展具有一定的“后發優勢”。

　　與此同時，我國城市金融科技人才發展存在四個方面痛點：

　　一是人才基礎薄弱。有的城市本地高等教育資源稀缺，對于金融科技專業人才職業培訓不足。

　　二是產業發展滯后。有的城市金融科技企業實力和貢獻不強，金融機構的科技競爭力不強，金融科技行業創新不足。

　　三是政策支持不夠。有的城市出臺的金融科技及相關產業政策缺乏人才舉措，人才政策中對金融科技人才重視不夠，人才政策缺少落地和配套措施，產業政策重點不包括金融科技。

　　四是發展環境受限。有的城市對創新型人才吸引力不足，金融科技產業發展環境的支撐不強。

　　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院長助理宋鷺表示，金融科技人才的流入是城市人才吸引力的“風向標”，人才凈流入和薪酬水平都具有典型的“馬太效應”。同時人才是金融科技發展的決定因素與根本動力，金融科技人才的集聚以金融科技產業為載體，人才的創新貢獻是衡量城市金融科技效能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