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入合作社 脫貧有指望 云南省農民合作社已達4.4萬個

　　編者按：鄉村振興，離不開產業興旺。同樣，貧困地區穩定脫貧也離不開產業帶動。貧困地區通常自然條件不佳、農業基礎薄弱，貧困群眾通常自我發展能力較弱、抗風險能力較低，現實起點低與現代農業產業的高要求存在矛盾。在貧困地區如何尋找適合的產業，如何建立更加高效的組織形式，如何調動各類市場主體的積極性，本報記者深入貧困地區，近距離觀察實現產業興旺的實踐與探索。

　　一棵山崳菜，富了彝族村。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洱源縣煉鐵鄉紙廠村，是個海拔近3000米的高寒村，以前只能種土豆，窮得叮當響。如今，村里種了2000畝山崳菜，惠及397戶，其中建檔立卡貧困戶81戶。去年，全村賣山崳菜收入600萬元，畝均4000多元，山崳菜成了民族山區“脫真貧、真脫貧”的致富菜。

　　“咱家能脫貧，虧了昆明川大公司和村里余燦輝的合作社。”紙廠村陸家組的陸解三說，“沒企業這菜賣不出去，沒合作社這菜種不起來，脫貧就更沒指望了。”

　　“種起來，賣出去”，紙廠村的產業扶貧之路，是邊疆民族山區貧困大省云南的縮影。現代農業如何在窮鄉僻壤扎根？千百年來的“窮骨頭”怎樣挑起致富擔？彩云之南的經驗，是持之以恒地發展合作經濟，把農民組織帶動起來。近期云南省又決定，讓新型農村合作經濟覆蓋全部建檔立卡貧困戶，為447萬貧困人口鋪平致富路。

　　合作社既提供統一服務，也有更大市場話語權，聯結起小生產和大市場

　　云南高原特色農業發展，同時面臨兩重境遇：一是資源十分富足，生物王國的物種條件、海拔從100米到6000多米的氣候光熱多樣性，加之良好的生態環境，讓高原特色農業風生水起；另一方面，云南山區、半山區面積占國土面積的94%，農業設施基礎薄弱，尤其山區綜合性、素質性貧困突出，山里人缺乏市場意識和歷練。

　　“新型經營主體發展滯后，小生產與大市場脫節，已成為制約貧困群眾增收的最大瓶頸。”臨滄市主要領導在全省交流時說，“農業生產經營組織創新，是推進現代農業的核心和基礎。”破解現代農業要求高與現實起點低的矛盾，近年來云南鄉村合作經濟組織呈現加速發展態勢。據農業部門統計，截至2016年底，全省農民合作社達4.4萬個，比上年增長了25%；193萬余戶農民入社，有四成多農民直接從合作社中受益。

　　在鄉村，專業合作組織形式多種多樣。有“條條式”的能人創辦型，由專業大戶和經紀人聯合同一產業鏈的農戶建立合作社；有“塊塊式”的基地創辦型，即依托產業基地的產銷優勢組建合作社，多以企業牽頭為主；還有依托村級組織建立的協會或合作社。

　　云南以產業發展為載體，引導龍頭企業、農業合作社、家庭農場和專業大戶等經營主體，通過生產合作、股份合作、勞務合作等多種形式，與一家一戶的農民建立起緊密利益聯結。除了將自家地里的農產品交由合作社統一銷售，如今隨著土地流轉和產業扶貧項目的推進，越來越多的股份合作和勞務合作正在云嶺大地興起。

　　會澤縣是貧困縣，目前這里單養殖專業合作社就有160個。這些合作社依法成立成員大會、理事會、監事會的“三會”治理結構，內部管理有模有樣，對農戶實行“種苗、物資、技術管理、加工分級、收購銷售”統一管理，破解了傳統農業“小散弱”困局。會澤縣委書記梁志強說：“有了蓬勃發展的合作經濟，到2019年會澤將再多養50萬頭豬。”

　　玉溪通海“洋麗人”桔梗合作社負責人介紹，花農加入合作社好處多多。通過統一采購，去年社員每畝生產成本少投入3000多元；合作社銷路廣，還能與收購商平等談生意，多數花農入社后收入增加了一倍多；合作社通過自我管理教育，既培養了懂管理會經營的鄉土人才，又鍛煉了連起市場的新型農民。

　　財政獎補、金融支持、涉農資金有效監管，為合作社發展保駕護航

　　“合作社等新型農村合作經濟，能有效解決現代農業在農村發展‘最后一公里’問題。”云南省農業廳有關負責人介紹，“但與發達地區比較，云南的合作經濟發展層次還比較低，亟須政府‘扶上馬送一程’。”

　　近10年來，云南省一直大力扶持鄉村合作經濟發展。去年，省政府又專門出臺促進農民合作社規范發展的意見，提出到2020年，全省農民合作社力爭達6萬個以上，農戶入社率達到三成以上，培育1萬個縣級以上的示范社。今年，又針對合作經濟促進產業扶貧出臺規定，農民合作社、家庭農場和專業大戶等帶動貧困戶50戶以上的，給予20萬元獎補。

　　云南各州市、縣也紛紛出臺政策，扶持規范合作經濟發展。大理州籌措資金1.6億元，按每個村不低于30萬元的標準，成立617個“互助社”，讓農民有“自己的銀行”；州縣紀委監察部門緊跟涉農資金使用，今年1至9月，全州辦結扶貧領域線索116件，也為合作社發展保駕護航。臨滄市與32家金融機構合作，發放新型經營主體貸款51億元。昭通市與省農墾集團合作組建市農業投資公司，土味濃郁的合作社、龍頭企業成了合作對象。

　　在紅河州瀘西縣，一半的農戶加入了合作社。縣里出臺了行政助推合作社全覆蓋的方案，縣財政拿出1000萬元，整合涉農資金項目，設立融資平臺為合作社“輸血”。縣里還鼓勵合作社爭取政策支持和對外融資，并將合作社借款折成股份，社員自愿認股，保證保本付息，激活了鄉村金融的一池春水。

　　有了各種資金項目“陽光雨露”的滋潤，云南一大批鄉村合作經濟組織不斷發展壯大。昭通市大關縣琦鑫黃牛養殖合作社成立于2011年，之后一直受益于政府項目資助，2014年得到南方草地畜牧業項目支持，2015年爭取到“行政村整村推進”扶貧項目資金100萬，2016年又得到昭通市農發行的扶貧貸款項目資金500萬元。琦鑫合作社現有1160戶成員，去年末產值過千萬，發展成了“省級示范社”。

　　因地制宜推進產業脫貧，產業收入占脫貧家庭收入超50%

　　云南有447萬多貧困人口和88個貧困縣，都在全國排第一位；有深度貧困縣27個，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迪慶藏族自治州的貧困發生率高達三成左右。云南建檔立卡貧困人口中文盲、半文盲率達12.4%，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只有3.4%，自我發展能力和動力可想而知。在脫貧攻堅的戰場，合作經濟吸引貧困戶參與脫貧，又降低了他們的市場風險，正大有可為。

　　發展產業是脫貧的根本之策，加快由“輸血式扶貧”向“造血式扶貧”轉變，云南省委、省政府醞釀出臺產業扶貧精準脫貧的意見，把創新幫扶模式、發展合作經濟擺在重要位置。在貧困人口占全省1/4的昭通市，把產業發展和強化黨的基層組織、發展合作社結合，下大力氣提高農民組織化程度，以組織化實現標準化，以標準化支撐品牌化。

　　小小花椒樹，致富大產業。在昭通市魯甸縣，20多萬畝花椒樹實現產值7億多元。魯甸地震的震中龍頭山鎮，近15%的貧困人口都與花椒產業有關。鎮里推廣“公司+合作社+基地+農戶”的模式，爭取資金300多萬元扶持加工龍頭企業，解決了銷售難。“小花椒”不但為災后重建“撐了腰”，還帶動貧困戶共增收500多萬元，戶均增收1萬多元。

　　大理紙廠村陸解三一家5口人，是2013年的建檔立卡貧困戶。加入山崳菜合作社后，2015年脫貧。去年以來，大理州注入產業扶貧資金60多億元，有勞動能力的貧困戶都有產業幫扶項目，產業收入平均占到脫貧戶家庭收入的55%，帶動30多萬人增收，年人均增收1720元。這其中，都有合作經濟的影子。

　　如今，每天早上8點多，會澤縣駕車鄉貧困戶杭久芝老兩口都會到合作社“上班”，一天倆人能賺200多元。和杭久芝一起干活的高菊珍，也摘了貧困戶帽。她把家里40多畝靠天吃飯的山地租給合作社，再加上5萬元產業扶貧貸款入股合作社分紅，最近全家在商量蓋新房了。

　　《 人民日報 》（ 2017年12月03日 09 版）